借调国家机关整整两年后，我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单位，没想到局长的冷淡让我感到意外，连一个欢迎会都没有举办，我无言以对。一个月后，省组织部突然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升任市长的消息！走廊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，正是我两年前用的品牌，售价三块五的“84”消毒液。我的行李箱一个轮子坏了，拖动时在水泥地上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声响，办公区的三楼静得能听见隔壁财政局空调外机低沉的嗡嗡声。

我原本的桌子已经被挪到了文件柜后面，上面堆着厚厚的旧报纸，长达半尺高。桌角那个磕掉漆的地方依然在，我离开时用透明胶修过一次，如今胶带已发黄且卷边，显然没有人再更换。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我敲了三下，得到一个“进”字回应，他头都没抬。手里捏着一份红头文件，我瞄了一眼，是关于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的通知。

我站在办公室里等了大概两分钟，他才将文件合上，靠在椅背上，眼皮挑了一下。“回来了？”这句话的语气就像是在问今天食堂的菜一样平淡。我回答：“嗯，借调期满，那边的手续已经办完。”他简单“哦”了一声，端起保温杯喝水，杯中的枸杞泡得毫无生气。“行，你先找地方坐，具体工作到时候再说。”然后他挥挥手，示意我可以走了。

出来时，隔壁科室的小刘端着茶杯去开水房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嘴角微微抽动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侧身从我身边匆匆而过。两年前我离开时，局里全体员工皆在大会上热情相送，局长亲自为我戴上红花，言辞中寄予厚望。如今，连个“你回来了”的问候都没有。

第二天我早早来到了单位，七点四十就到了，想着整理一下桌子。搬动文件柜后面的旧报纸足足六趟，手上沾满了灰尘。九点钟，局里召开周例会，我拿着笔记本进了会议室，长桌旁坐满了人，没人给我留位置。我只好从隔壁办公室找了一把折叠椅，紧挨着门边坐下，膝盖顶着门框。局长在会议中没有看我一眼，布置工作时提到“新来的同志要多学习”，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未曾提起。坐我原来位置上的年轻人姓周，刚从下面的县里调上来，他在开会上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把玩着一支“英雄”钢笔，笔帽的金色夹子晃动不已。

中午我在食堂吃饭，端着餐盘找了个位置。原本熟悉的一桌子老同事，老张和大李们对我只是瞥了一眼，随即继续低头吃饭。大李只是敷衍地问：“你去下午的拆迁协调会吗？”就把我晾在那儿。我只好在角落的桌子上，开吃我妈特意带来的咸菜和米饭。食堂的厨师老赵探出头来喊：“李科长，留点咸菜给我尝尝。”我夹了两筷子给他，他低声说：“别往心里去，局里最近风声紧。”我对此并不明白，借调期间我一直没打听单位的事情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翻看手机通讯录，给老周打电话，他在县里当副局长。电话响了七八声后终于接通，背景中有麻将声。听到我说“我回来了”，老周那边顿了一下，“回来好，改天聚一下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“碰”“吃”“胡了”的麻将声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餐桌上放着我妈带来的包子，猪肉白菜馅的，还冒着热气。我吃了一半，突然觉得嗓子有些堵。

第三天我去汇报工作，站在局长的办公桌前，手里拿着我在国家部委这两年参与起草的三份文件复印件。想借此机会向局长建议推广，但他仅仅翻了两页就把文件扔到了桌子上。“小地方用不上这些。”随即指向墙角的绿萝，“把那个搬出去晒晒太阳，叶子都黄了。”搬花盆时，我看到他电脑屏幕上正开着纸牌游戏，微信弹窗里显示“周科长”，内容是“晚上老地方，王总请客”。

抱着花盆，我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了十分钟。外面下着小雨，楼下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还在，座椅上套着我两年前放的塑料袋，如今已经破碎成条，车架上锈迹斑斑。我把花盆放在窗台，斜雨打在叶子上，冲刷出一道道水痕。

晚上回到家，妻子在厨房炒菜，油烟机低沉作响。她叫我吃饭时声音有些沙哑，我关心地询问，她却说没事。换衣服时，我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她的病历，翻开一看，上面记录着上个月在医院的检查结果，写着“乳腺结节，建议穿刺”。我担心地问她，她背对着我炒菜，肩膀显得很紧。“没事，是良性的。”锅铲与铁锅碰撞声清脆响亮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到她围裙的带子松掉了，在腰后拖着一截，她似乎未注意到。

我找老周喝酒，老周在局里是人事科的老员工，工作了二十年从未调动。小馆子里，两盘下酒菜，两瓶牛栏山，老周喝了半斤，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桌子说：“你当时借调时，局里报上去的是你，但部委那边后来又追加了一个名额，你知道是谁吗？”我摇摇头。他在桌上画了个圈，“周科长，就是坐你原位子的那个。人家在那边干得不错，回来后直接升了副处。你这两年就算白干，档案里只有一张借调函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”

我放下酒盅，问他：“那局长为什么对我这样？”老周笑着，露出牙龈，上面沾着花生皮。 “为什么？你自己想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