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夏天，陕西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个建筑工地，工人在挖掘地基时，铁锹意外地碰到了硬物，掘开泥土后竟露出了一块头盖骨。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，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勘查，随后又陆续发现了另外三具遗骨。经过仔细观察，警方认定这绝非普通的墓葬，遗骨呈现杂乱的状态，且周围明显有挣扎的痕迹，死者生前极可能遭到了控制，甚至是活埋。于是，工地立即停工，周围村民也被疏散，案件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展开调查。

然而，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困难重重，无法查找失踪人口或找到与此地有关的旧案记录。法医的初步判断是这些遗骸埋藏的时间已超过三十年，身份无法得知，凶手也无从追溯。最后，这些遗骨被收拢并再次掩埋，只在现场留下标记，案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直至有一天，一段尘封已久的失踪记录重新引起了中央的关注。1946年8月10日，三名解放区的干部及一名向导抵达宁陕县东江口镇，他们并非前往作战，而是打算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。尽管抗日战争胜利了，但国共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。胡宗南控制着南陕的大片地区，而王震的部队则在复杂的局势中行军。

这三名干部绝非临时拼凑，他们都有丰富的革命经历。张文津是干部旅的旅长，吴祖贻是政治部主任，而年仅十九岁的毛楚雄是烈士毛泽覃的儿子。毛楚雄原本担任电报员，但出于对任务的渴望，他主动请缨，希望能参与谈判。王震虽然不太愿意让他离开身边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出发时，王震叮嘱他们在西安务必联系办事处，再设法前往延安。

代表团从杨泗乡出发，因陌生的道路请了一名向导。按计划，他们应在抵达后向西安报告谈判情况，但抵达东江口后，他们的信息突然中断。当地的国民党驻军连长李清润接待了他们，并将他们邀请至团部用餐，表面上看似热情款待，实则将其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。

夜幕降临时，上级命令传来，要求将三名干部扣押并秘密处理。根据1984年的调查证言，命令下达后，他们在城隍庙附近的沙滩被秘密埋藏。调查显示，四人在被控制时曾试图挣扎，最终还是被填土覆盖。正因多了一个向导，1976年工地上才会揭露出四具遗骨，而不是三具。

王震在等待回报时感觉到不对劲，迅速通过多方渠道寻找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周恩来也曾为此向国民党提出交涉，无奈胡宗南对此毫不承认，声称不知这几人下落。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，追查逐渐难以维持。在接下来的四十年内，这三位干部的下落依旧成谜。

转机出现在1979年。吴祖贻的妻子浦芸湘写信给中央组织部，请求调查她丈夫及其他两名干部的行踪。这封信使得这个旧案再次受到关注。1984年，王震主持成立了调查小组，工作人员开始走访当地，寻找能够证明这一案件的新证据。调查小组在通过对比和核对后，终于确认出1976年发现的四具骷髅，正是张文津、吴祖贻、毛楚雄和向导的遗骨。

他们的身份一经确认，当地部门为他们重新安葬，并对向导的家属进行了抚恤。李先念也为烈士纪念园题词，强调对三位烈士的铭记与敬仰。1985年，这段历史被刊登在《湖北日报》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吴祖贻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的牺牲经过时，已年迈七十五岁，写下的诗句饱含母亲的悲痛，记录了她多年等待后终于得到答案的心绪。四具遗骨在黄土下沉睡多年，经历了档案、老人证言与现场勘察的重重验证，最终使这段历史重新焕发了光彩。